西方专门化学问对晚清中国人的震动并不是它本身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它给西方人带来了胜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在北京、上海和广东就开办了三所专门培养翻译和外交人员的学校。
在其后的30年里，相当数量的海军和陆军学校，一所矿校和一所电报学校就由那些被西方列强威胁所震惊的少数朝廷大员和地方行政长官比如左宗棠比如李鸿章创办起来。
这些学校所教授的技术知识，也和中国本土的技术知识一样，并不受到人们的重视。
而这些学校和西方列强、西方知识的联系更加重了它们的不利地位。有例为证：北京同文馆的首批学生因为被视为向西方人屈膝而备遭奚落和排斥。
毕乃德还发现这类学校“在中国人眼里，和正规的教育观念和体制乃是格格不入的”。
大多数中国官僚士绅对这类学校嗤之以鼻，而广大民众则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如果说这类学校还起过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使晚清高级官员逐渐养成由国家进行干预以利于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习惯。
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张之洞原先倡导改造书院以建立专业化学校的基础，后来就转向主张建立全国性学校体系，以使西学能在其中占据等同于儒学的地位。
改良派在派遣留学生方面乏善可陈。曾经有过一项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但是当1870年的首批留美学生后来显然已和母国清朝失去联系之后，这项计划就被放弃了。
此后直至1890年代再没有官派学生出国(除少数赴欧洲留学外)。
与此形成惊人对比的是，日本明治初期，大规模聘请外籍教师，派遣留学生，并对归国留学生委以重任。
由于清廷缺乏有力的教育指导方针，西方传教士就大加炫耀他们于19世纪末在中国传播西学的功绩。
到1896年，有36个新教团体在中国活动，且几乎都办有学校，如果再加上罗马天主教方面的数字，显然，当时中国有数以万计的儿童在接受西方宗教教育。
其实教会学校里的孩子们除了圣经故事之外，未必就能受到多少“西学”的教育，这对于中国大多数官僚士绅和民众百姓来说，教会学校就是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先锋。
但是也有一些想要在中国扩大自己影响力的宗教团队、教会学校在真正的传播先进西学知识，比如中英卫理公会。
比如到了1896年，上海的中英卫理公会学院就宣称有2000名校友“遍布在中国的电报局、海关、衙门等单位”。中英卫理公会还在上海办了一个女子学校，“学生来自那些一直拒绝让自己的女儿就读于普通教会学校的上等家庭”。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六个新教传教士办的学校开设了与西方高校大体相同的教学项目。
在晚清时期，直接接触到西方教育的人是少数。
由官府和传教士主持进行的译著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传教士亦因此获得了双重声望，比如丁题良和傅兰雅等在中国最早组织的译书工作中就颇有贡献。
译书始于1860年代，到1900年已出版了一大批涉及现代科学、数学、历史、军事和教育的著作。
此外，政治经济学的文字变通本，甚至欧洲小说的中译本，也开始吸引着广大的读者。
比为中国接受西学铺平道路的翻译工作更有影响力的还是条约口岸的“边际人”，即处于中西两个世界之间的那些中国人所写的通俗读物和宣传品。
他们处在有利地位，最能清楚地观察到中国的羸弱和西方的强大，从而忧心忡忡。
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郑观应，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写于中日甲午之战前夕)一书中敲响了警钟，号召中国人为了救亡，必须起来进行彻底的改革。
这本著作的影响极其巨大，其受众甚至包括光绪皇帝、孙先生和青年毛泽东。后来他们各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想把这本书中的主张付诸现实。